我第一时间就去看了电影《兔子暴力》，不是因为对母女犯罪的猎奇，而是因为电影中故事发生的城市，是我度过愉快少年时光的地方。
竟然敢在《长津湖》这样的大片撤档的辰光逆势提档，票房可想而知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作为东京电影节“东京首映2020单元”的入围电影，豆瓣开分竟然下滑到了6.2，更没有想到有不少网友扣分竟然是“四川话与普通话交叠”。
有网友回复了，这样的说话方式，“在攀枝花倒是很合理的”。我很认同这个回答。
电影的原型案件发生在南京，但导演申瑜将拍摄地点改在了川滇交接处的工业小城攀枝花，没有像很多罪案影视剧那样刻意忽略背景，或是用“F城”“绿藤市”以及更有名的“高谭市”这样来架空。
除了因为本片监制和编剧——那个为《百鸟朝凤》争取排片一跪成名的方励是四川人外，申瑜说她认为两座城市气场上有些相似，“整个攀枝花看上去完全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被遗忘一般。”她甚至说，“与其说电影在攀枝花拍摄，倒不如说是把故事种在了这座城市里，让它长出了独特的味道。”
一
第一场戏就看得我会心一笑。除了潘斌龙演的被害人父亲全程四川话外，其余人包括派出所民警，全是四川话与普通话无缝衔接。比起《风犬少年的天空》里大家各自放飞自说自话聒噪到不行的“重庆方言”，这部电影的演员们方言台词虽然偶有失真，但都在水准之上，特别是李庚希，四川话与普通话交叠和微妙的过渡，未必来自“技巧”，但恰到好处。潘斌龙的方言台词也很好，但他是东北人，有天然优势，我上学那会儿班上有1/3的同学是东北人。
这就又得回到拍摄地点和故事背景上来了。作为三线建设时期建造的工业城市，据说攀枝花原住民只有8户人家，大量人口是外来移民，尤以鞍山等钢铁城市的为多。到了我们这样的第二代第三代，方言运用上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融合，既不像成都人发[a]这个音时务必要把嘴撑到最大发出标准的[æ]，也不像有些重庆人那样“黄”“房”不分，而是拿普通话的发音方式为某些四川话方言注音，或者用东北话的口吻来讲四川话，因此我们讲普通话时，不会出现明显的“川普”口音。
方言是一个地方的代言，也是地方文化的缩影。
有传言讲，梅丽尔•斯特里普每演一次电影，都会为了角色而改变口音。这几年国内影视剧也是如此，敢不敢用方言似乎成了影视剧“高级”与否的某种标志——原本“土味”的方言，终于在影视圈突围。
宁浩是比较爱发挥方言趣味的导演。成名作《疯狂的石头》在“中国高谭”重庆取景，除了郭涛等人跌跌撞撞的重庆话，一句粤语“顶你的肺”堪称神来之笔。
后来带有公路片性质的《心花路放》更是串联起大半个中国的独特语言魅力，周冬雨的杀马特湖南口音“你不信任我，我也不信任你”;刘美含“湘味塑普”的“大哥，我来噻，我在横店当过群众演员滴”，马苏本色演绎东北话“都在酒里了!大哥我嗷嗷爱你，老爱你了，嗝～”，以及“老大”王砚辉落跑时一句云南口音“年轻人千万不要走上发(犯)罪的道路”，捧腹又有玩味。
中国地域辽阔，不同地区的方言各有特色，所有影视剧都讲一样的话，那该失去多少色彩啊。
有些影视剧中，方言本身就是剧情的一部分。
比如今年年初大热的《山海情》，方言版与普通话版在视频平台上同台竞技，方言版无论播放量还是口碑明显更胜一筹。但细究起来，剧中的凌一农是福建连城县人，说的应该是客家话，而陈金山这样援助闽宁镇的干部多来自福州，方言与客家话不同。还有籍贯兰州的黄轩和来自西安的张嘉益，两人口音也不一样。
但这部剧里，方言已然成为戏剧本身的有机构成部分。比如郭京飞演的陈金山因为“自杀”和“治沙”的口音闹进派出所。这个细节其实是主创在采风时了解到的，当时参与扶贫工作的福建人来到宁夏后，遇到的“第一关”就是语言——于是大时代从这个小角度切入。
二
最近沪语剧《夺子战争》经修复后重播，引发一波“回忆杀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方言剧一度勃兴，全国各地百花齐放，上海以1995年《老娘舅》“开山”，《红茶坊》《开心公寓》《哈哈笑餐厅》《噱占上海滩》等都曾红极一时。而我经历的川渝地区方言剧，形象以刘德一的“樊哈(傻)儿”最深入人心。进入新世纪，除了与普通话十分接近的东北方言电视剧《乡村爱情故事》一度制霸，各类方言剧纷纷偃旗息鼓。
这其中固然有政策因素——2005年，国家广电总局曾发布《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》，规定“电视剧的语言应以普通话为主，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”，并在2009年再次发文重申该项通知。
但更多还是方言剧本身的窠臼。方言最传神、最创新、最让人快速接受的一般都是脏话粗口，这让很多方言剧用语言的“脏乱差”来满足市场;另一方面题材也越来越窄化，集中于农村题材或传奇喜剧，很难有气魄宏大的作品出现;而演员来来去去也就几个人，且大多是喜剧演员。
毫无疑问，影视剧以普通话为主。语言归根到底首先是沟通的工具，普及普通话是法定的义务。而且很多影视剧也确实没必要讲方言，比如仙侠剧中仙气飘飘自带磨皮柔光的美女，或是披了商战皮的偶像剧里狂拽酷炫的霸道总裁，一开口若是方言一定会破功，就像《失恋三十三天》里的美女客户李可，平时一口柔柔弱弱的“台湾腔”普通话，发飙时脱口而出的一句河南话“鳖孙”，破坏力惊人。
影视剧里要不要大规模使用方言，我觉得还是看故事本身与语言的契合度。比如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里出演“霸总”韩商言的李现，当然要一口标准的普通话;但许多“现女友”后来补课才知道，李现的电影处女作《万箭穿心》有个方言版，这个湖北小伙在里面讲武汉话，更贴角色，让人讨厌得牙痒。
三
在绝大多数类似攀枝花的小城里，方言就像贴在身上禁锢自由的紧箍咒，没人会想到什么语言中的文化传承，普通话才意味着“更高级”——只有奔向了外面的世界，才会在语言上做出这样的改变。
这也正是我觉得《兔子暴力》中交叠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妙处——不仅与现实契合，更微妙地传达出差别——万茜饰演的母亲曲婷，首次出现在女儿面前时，一袭黄衣斜倚墙边，字正腔圆地吐出普通话——此刻的她，是女儿心中衣锦还乡的成功者，想象中遥远的彼岸——因为母亲，她与“外面的世界”有了联系的可能性。直到自己的真实境况暴露，乃至最终杀人，她的方言与普通话才不断交杂出现。
与之相对，潘斌龙饰演的被害人父亲，生活潦倒还有暴力倾向，自始至终都说着方言。
豆瓣上有人评价这部电影“进入犯罪开始垮掉”，还有人不理解女儿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个几个月大就抛弃她、再次见面才三天的母亲犯罪。
如果把这部电影看作罪案类型电影，显然并不精彩。
除了一开始凶手就自曝让悬疑性大打折扣外，整个犯罪过程在慌张到近乎随意中完成，很多观众期待的审讯过程更是完全没有——原型故事中，审讯环节才是机锋：母亲被捕后六小时就松口，女儿竟扛了八个半小时。
但如果把这部电影看作一首时代的插曲，或许能体会到某种更深刻的悲怆。
有人会拿重庆类比，认为罪案类电影青睐“潮湿的南方工业小城”质感。这部电影也确实给出了不少下雨的镜头，开篇还有个雨雾蒙蒙的俯瞰镜头来展现这种想象。其实攀枝花很少下雨，春节气温就能达到30摄氏度，中午洗的衣服睡个午觉起来就能穿了。
充足的日照仿佛给城市加上了一层过曝的滤镜，以至于看不清光明之下的暗处。就像电影中高中生给广播站的投稿，“这是一个青春痘一样的城市”。
几年前我曾回去过一次，偷偷溜回高中，看到布告栏里公布模拟考名次，心想可比我当年差多了。但别人说，那是因为成绩好、家里有条件的学生，都去成都了。
随着三线建设的时代列车轰隆驶过，产业面临转型，经济增速放缓，许多年轻人一如水青、马跃跃想要逃离沉闷的原生家庭那样，试图逃离这里。水青守护的与其说是见了三天的母亲曲婷，不如说她试图守护的是关于“外面世界”的某种幻象——仿佛只要能逃离，就能有新生。
电影里并没有对曲婷的经历做任何细节描述。但从黄觉饰演的黑恶势力老杜口中，曲婷的沦落并不完全来自虚荣，作为舞蹈演员的她曾经营过舞团。
并不是每一个“逃离者”，一定会有好结果。
我们来自哪里，又去向何方?
电影能提出问题，却未必能给出答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