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一明第一次作为上海持证街头艺人演出，是在静安公园。从公园向左看，他儿时学习合唱、钢琴的中福会少年宫遥遥在望，钱一明深感自豪，“上海富有包容力，我们为这座城市增添柔和色彩，把街头文化融入城市底色。”
眼下，上海街头艺人有了职业新目标——成为城市艺人。“平时坚持在看得见蓝天的地方演出;如有需要，出现在城市各个地方，什么样的舞台都能拿下。”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说。
做“正规部队”，而不是乌合之众
钱一明和同伴们正为新一届上海街艺节准备节目，“计划改编《我爱你中国》。”他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，“平时工作压力大，有一次我带着吉他在上海音乐厅外弹唱，一位老奶奶打赏我一元钱，一对情侣打赏两元钱。”附近城管建议钱一明去考证，于是钱一明成了上海第8批持证街头艺人，“我用音乐呈现正能量，路过的孩子、情侣、老人给我回应，他们能感受到音乐的五彩缤纷。”
今年七一，钱一明参加上海街头艺人演出，演唱非虚构戏剧《辅徳里》主题曲。在钱一明看来，自己输出的不仅是音乐，还有城市红色文化，“我去听《辅德里》制作人李东讲座，学到不少党史与抗战史。”
七一，钱一明向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递交入党申请书。一年前，他的同伴杜烁辰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杜烁辰同样参与《辅徳里》主题曲街头推广，“我们为这首好听乐曲增强律动与节奏，让它更适合街头表演，观众喜欢，《辅德里》作曲李京键老师点赞。”
上海持证街头艺人从2014年诞生至今，市演出行业协会发出上岗证300多张。引领全国街头艺人风气之先的破冰之旅，开始于静安公园，“夏天室外气温近40摄氏度，艺人们轮流上岗，生怕有人专程来看会扑空。”韦芝感叹，“上海街头艺人一直做‘正规部队’，而不是乌合之众。口口相传，品牌一步步树立，他们不仅有固定粉丝，还获得各区管理部门认同，从一开始边缘演出点发展到黄金地段，如外白渡桥、陆家嘴等。”
韦芝透露，从五五购物节到六六夜生活节，街头艺人从18个演出点发展至33个。春节期间街头艺人慰问铁路、环卫、快递等一线劳动者，艺人们吹拉弹唱，两三人就能组成一支文艺轻骑兵，连音响、话筒都是自带，“遇到陕西、山东、安徽来沪工作人员，老乡见老乡，不胜感动。”上海街头艺人还代表上海参加了文旅部“欢乐春节”海外巡演、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系列演出。
打造“人”组成的城市新地标
“寻找新节目，寻找合适小伙伴，排练阿卡贝拉形式《游击队之歌》。”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华俊也在为街艺节做准备，演出行业协会提供排练场地。华俊之前创作二胡、键盘和箫组成的街艺版《梨花颂》，上海轻音乐团专家点评“有韵味”。
作为市演出行业协会街头艺人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之一，华俊还要为艺人们安排防疫措施，“演出前准备好健康码，提醒在场观众戴好口罩，用酒精对演出设备进行消毒。”
2015年6月，华俊成为上海第2批持证街头艺人。平时工作忙，他利用周末在街头演奏萨克斯。领演出证那天，华俊的岳母特地到场见证，“在上海，丈母娘点头，很重要。”家人给了华俊巨大支持。头几年华俊演出，常常能看到丈母娘督阵。
疫情发生后，华俊因工作要求，在机场、社区等抗疫第一线奔忙，没有时间拿起心爱的萨克斯。他坚持在线上为同伴服务，与专委会其他成员共同排定街艺上岗日程表，“筛选演出报名信息，提前一周规划时间、地点，让合适的艺人出现在合适点位。”
回顾成为街头艺人这6年，华俊笑言，自己最开始满腔热情，发现不少过路人对街艺不了解、冷漠走过时，他曾有失落。经过6年市场培育，观众们越来越热情，艺人从最初8人发展到目前活跃演出者200多人，不断有高学历新人加入，“从着装有些邋遢、表演有些随性，到如今着装得体整洁、演出精神焕发。”目睹从人到环境的巨变，华俊说，“上海不断发展，我想为它做一些事。”
例会上，华俊与同伴分享了一件小事：演出时看到一对小夫妻推着婴儿车经过，他主动降低表演音量，“自律、讲文明，是上海城市文化给我的洗礼。街艺团队来自五湖四海，有时候演出太忘我，音量不自觉变大。街艺上岗14项规定中专门有一条‘不扰民’。”
“前辈演了好几年，我只演了10次。”董亦含属于华俊口中的“高学历新人”。在法国留学时，董亦含参加大学生音乐节、贝尔福音乐节，衣柜放着五六套汉服作为演出服，“我在法国街头吹箫，法国人会好奇箫是什么，对他们来说这属于异域风情。在上海街头，箫能轻而易举触及情感共鸣。遇到大人带着小孩或者情侣讨论是什么乐器，我不需要回答，自有路人抢答。还有一次，我吹着箫，有女生闻乐起舞。”
10次演出，董亦含同样难忘在静安公园的第一次，出差下飞机，花两个多小时从机场赶到静安公园，“那么多人在一两米外盯着你看，坚持演出两个小时，还要与观众互动，演完有些腿软，感谢华俊等大哥给我打气。”
韦芝表示，在静安公园，“每次街头艺人出现了新面孔，观众都能第一时间发现。”在董亦含看来，这是观众与街头艺人的默契，“日复一日我们出现在固定演出点，会变成城市风景，坚持下去，风景线会变成城市新地标，是人组成的地标。晚上7点来到这里，总有人在表演，这是城市精神文明最接地气的表现。”
付卓6岁随父母从东北来上海。在英国留学时，他为叙利亚难民做公益演出，演唱甲壳虫乐队歌曲，观众席里的英国老人激动于中国年轻人的选曲。“音乐消除文化与年龄隔阂。”回到上海，付卓周末两天在杨浦区街头演出，“从古典吉他变成民谣吉他，带去海外优秀音乐，中文歌曲库也不断扩容。”
街头艺人罗忠堂和廖敏杰组成“8090组合”。一次演出结束收拾设备时，一位女孩请两人演唱生日快乐歌。“8090组合”毫不犹豫重新拿出乐器。歌声响起，女孩开心地笑得合不拢嘴，这是让韦芝难忘的一幕。
曾有国有文艺院团演员向韦芝打听能否参加街艺上岗证考试，韦芝回答，“你能在现场站多久，3个半小时可以吗?”
华俊在教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吹奏萨克斯，“我把街头演出的故事讲给他听，不是卖艺，是光荣的事业，热爱会一直坚持。”
